庄子的反智主义

来源：中国金融新闻网　　作者：司马朔　　发布时间：2017-06-16

　　“早上懂得道，晚上死了也可以！”《论语 里仁》

　　孔子说：“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，有仁心的人不会忧愁，有勇气的人不会害怕。”（《论语 子罕》）

　　这是孔子对智慧的崇拜，“知”（即“智”）与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信”一起，成为儒家所尊奉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。然而，庄子却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　　为防开箱、掏兜、撬柜之盗，人们一定会勒紧绳索，上好门锁，这便是世俗所说的智慧。然而大盗一来，却背起柜子、抬走箱子、拎起袋子而去，他们生怕绳索与锁钥不牢。那么以前所谓的聪明，难道不是为大盗聚财吗？（《胠箧》）

　　如果说这个故事只是说明小聪明不等于大智慧，庄子的推论则走得更远：

　　圣人出世而大盗蜂起，打倒圣人、释放强盗，天下才会太平……圣人不死，大盗就不会消失。虽然借重圣人治天下，却为盗跖带来更大利益。（《胠箧》）

　　如此结论真让人大跌眼镜：为何不责备大盗而要责备圣人？圣人怎么可能成为大盗之同党，一样地不可取？庄子的解释首先是认识论，而非价值论的：并非一开始就说圣人与大盗在价值观念上一样坏，想从他人那里得到不义之财；而是由于圣人总喜欢强调智慧与聪明，区别了智与愚，宣扬智慧，贬斥愚蠢，于是大大启发了众人：当有人想到要把自己的财富特别地看管好时，另一部分人也就几乎在同时想到如何把他人的东西不动声色地拿走。由于圣人从源头上开启了人的智慧——心思与聪明，打开了那个本不该打开的潘多拉匣子，于是人类社会就出现了偷盗现象，并自此难以禁绝。依庄子的预测：由于圣人的智慧启蒙，人类社会中在守财奴与大盗间所进行的这场护财VS盗财博弈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，圣人并不会成为最终赢家。于是便有了如此的价值论判断：圣人乃人类智慧之第一因，始作俑者，故而他也像大盗那样可恨；护财之智并不能最终战胜盗财之智，智慧也就成为无益之物，就像偷盗之恶不值得人们尊崇一样。

　　河流干了，山谷便空旷；山岳平了，深渊就会填满。圣人死了，就不会有大盗，天下就太平无事了……所以拒绝圣人，放弃智慧，大盗就会消歇，扔掉珠玉之类宝物，小盗就没有了，烧了信符，砸了印章，百姓就质朴了；破了升斗，拆了量具，百姓就不再争斗。（《胠箧》）

　　庄子为我们提供的最“富有智慧”的终极解决方案是：将偷盗现象连根拔起，去除其始作俑者——圣人，放弃圣人对世人的最得意贡献——智慧。由于我们无法彻底去除坏的智慧，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只有去除所有的智慧，去除智慧本身，因为那样的话，大盗也就质朴到想不起偷盗了。实际上，庄子对人类是否真正地拥有智慧、何为智慧以及智慧是否真的值得追求等，提出根本质疑。我们可以将他对人类智慧的整体性否定称之为“反智主义”。“反智主义”并非庄子原创，而是其来有自：

　　拒绝圣人，放弃智慧，百姓将百倍地获利；拒绝仁，放弃义，百姓将恢复孝与慈爱；拒绝灵巧，放弃利益，便没有盗贼。（《道德经》第十九章）

　　人类放弃了对智慧的追求，便会根绝偷盗现象吗？很可能会是这样，因为那时人们将愚不可及，其智不胜任于盗；但也未必，因为偷盗现象起因极为复杂，非只聪明一端。我们可验之于动物界：偷盗实非人类的发明，动物界亦有之，有许多寄生性动物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，取人之财而不向主人打招呼，在动物界并不罕见。这并非人类圣人教唆的结果，这说明智慧并非偷盗现象之必要条件，无智慧亦可有偷盗。放弃了智慧也许真的会没了偷盗，但同时也许会发生比偷盗更严重的后果。动物界为争夺有限生存资源而起的冲突，更多地不是通过较为和平的手段——偷盗，而是通过更为野蛮的手段——抢夺来解决。这说明即使我们自愿放弃智慧，根除偷盗，也无法因此而去除世上其他恶行，更严重的“不义”。智慧并非“不义”的唯一原因，放弃智慧不见得就会天下太平。

　　即使从人类文明的起点看，祖先们的直立行走、语言发明，理性能力（即智慧，“知”）萌芽，进而各式工具之发明，确实超出了，甚至是背离了原初的纯自然状态，不再属于自然人性；但自此而后，这种超原始状态的理性能力及其所有成果——文明或文化经长期积累，也已然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必然部分，成为人类再也无法脱离、去除的部分，成为人的第二自然。对已然进入文明时代（包括庄子所生活的时代）的人类而言，重新回到无知无识的原始时代，反而是极不可能，因而极不自然的事情。

　　放弃智慧之后的人类，除了没有偷盗（如果这是真的）现象，还会有什么发生，真会如老子所想象的“百姓将百倍地获利”吗？未必然。智慧（理性能力）乃人类在漫长、艰难生存斗争中进化出来的生存利器，它是中性的。诚然，人们可以用它来干坏事，比如偷盗；但也可以用它来做好事，比如用它来认识自然、发明工具，提高生产效果，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，让更多的人减少艰辛，走出饥寒，等等。老子与庄子也许并未想到：当人类质朴到想不起偷盗时，可能同时也会愚蠢到无法认识自然规律、创造工具、改善自己的生活。比如我们的祖先会质朴到无力发明汉语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老子也就无法用它来表达自己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言，非常名”（《道德经》第一章）之类的奇妙思想，庄子也无法用它来表达自己“拒绝圣人，放弃智慧，大盗就会消歇”之类的高明见解了。

　　求知是人的本性。（亚里士多德）

　　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。（苏格拉底）

　　这是西方哲人的意见，他们鼓励人类努力获取更多的知识、更完善的智慧；可是老子与庄子却要我们更糊涂些才好，最好是糊涂到连做贼的心智也没有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们真得愿意为了一个“天下无贼”的宏愿，再回到那种彻底无知无识的原初状态吗？每个人均可扪心自问。

　　达尔文根据对动物界与人类原始部落的观察，就发现了伦理与法律秩序，即善恶之别，扬善惩恶信仰对于维护人类社会的重要性，他如此总结历史经验：

　　如果杀戮、抢劫、欺骗等公行，没有一个部落能维持在一起。因此，此类罪行总是在部落内部受到限制，并永远冠之以恶名。（达尔文：《人类的由来》）

　　相比于庄子的观察，显然达尔文的结论要更靠谱些。人类社会中确有善恶因果间存在错乱的情形，因而难免会动摇人们对善的信仰，甚至出现了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的人生信条。然而，人类各民族文明史的经验证明：扬善惩恶才能维护基本社会秩序；以善求福、远恶以避祸，方是人类社会之常态；善与福行、恶常招祸才是人生之大概率事件。因此，迷信伦理相对主义（因善恶因果联系之相对性导致对善的绝对失望，对恶的放肆追求）信念，进而崇拜以恶求福、互害互欺式的小聪明，实非致福持福之道。相反，以严谨的法治与自觉的善行谋求社会和谐、个人幸福，才是真正的哲学理性、文明良知与人生智慧。

责任编辑：《每日财讯网》编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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